某人力资源公司虚开5亿发票，“真劳务假派遣”定性引争议

编者按：2022年7月4日，江苏省印发《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专项工作方案》，要求对在日常监管中发现劳务派遣单位涉嫌虚开发票等违法线索，及时通报税务等部门，发挥“双随机一公开”的动态监管作用，加大对劳务派遣用工随机抽查频次，做到应查尽查，不留死角。 然而，近期人力资源公司、劳务派遣公司虚开发票案件频发，其中用工单位、人力资源公司“真劳务假派遣”的行为被以虚开专票罪、虚开普票罪定性引起争议。本文将对劳务派遣、灵活用工等不同用工形式的税务风险进行分析，以飨读者。

一、某人力资源公司虚开发票5亿，无工人、有回流成为重要疑点

7月22日，包头市公安局发布一起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涉嫌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案，涉案金额高达5.1亿元。据报道，包头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接包头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移交线索立案侦查，发现该公司多年来无可实际派遣的工人但签订多分劳务合同、虚开发票，用工单位支付的款项在人力资源公司扣除一定比例费用后转入用工单位指定的账户，“双方通过假合同、真流水，让企业看起来似乎有着很高的用工成本，从而实现偷税漏税的不法目的”。

在虚开案件的侦办过程中，查明是否有真实货物购销、劳务服务提供是关键。对于此，办案人员会通过讯问嫌疑人、询问证人、核查生产型企业的用水、用电、用工、用原材料以及买卖双方的银行流水等方式多方调查取证。一旦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承认无真实业务、用水、用电、用工、用原材料与销售额不成比，甚至存在资金回流等现象的，则极大增加了被认定无真实业务虚开发票的危险。但笔者在代理实务中也发现，一些案件中存在“真劳务假派遣”的情形，同时也伴随“资金回流”现象，对此是否应以虚开专票罪/虚开发票罪定罪，笔者认为应谨慎。

情形一：用工单位根据自身需求寻找工人，但不以自身名义与之签订劳动合同，而是指定劳务派遣公司与其签署劳动合同。工人不知自身属于劳务派遣，劳务派遣公司也认为工人不是自己组织的，只发工资而不承担管理职责。此种情况下劳务真实发生，但劳务派遣真实性存疑，容易引发税务机关认定劳务派遣不真实进而认定虚开。

情形二：用工单位根据自身需求寻找工人完成工作，且已支付报酬。为了使人工成本合法列支，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虚假合同、伪造工人劳动合同。劳务派遣公司收取用工单位支付的款项后扣除相应费用转入用工单位指定个人银行卡，形成“资金回流”。此种情况下劳务真实发生，但劳务派遣业务系虚构，加之存在资金回流，极易引发虚开行政、刑事责任。

情形三：用工单位向员工发放奖金绩效，员工为减少纳税而以其亲属朋友的名义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协议，以劳务派遣公司向用工单位开具发票的方式套取资金。此情形中行为人虚构业务、转换收入形式、拆分收入，主观目的在于偷逃个税，但行为涉嫌虚开发票。

二、“真劳务假派遣”不宜一刀切认定虚开

各地税务机关对于劳务派遣虚开发票的打击多年前已经开展。2021年8月26日，国家税务总局曝光广西破获“7•31”虚开增值税发票案。公告称该犯罪团伙在没有提供真实劳务派遣服务的情况下，通过签订虚假的“劳务合同”和“劳务派遣合同”，虚构劳务派遣业务，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金额8041万元。2021年1月，该案4名犯罪嫌疑人因犯虚开发票罪，分别被判处1年6个月至2年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2014年11月，哈尔滨市公安局对外发布消息侦破一起涉案金额高达13多亿元，涉及北京、广东、浙江等10余个省、市千余个单位的特大虚开劳务派遣发票及增值税普通发票案件。

在税警联合办案机制下，存在虚开劳务派遣发票嫌疑的案件直接向刑事程序转化，难以在税务阶段化解。而一旦进入刑事程序，与办案机关沟通的效果将大打折扣。结合代理实务，笔者认为上述“真劳务假派遣”不宜一刀切认定虚开。

首先，以下分析均建立在用工单位用工支出与接受发票金额一致的情况，多开显然构成虚开。对于金额一致的情况，笔者认为其成立“据实代开”。在上述情形一、二中，用工单位发生实际支出因无法取得工人从税务机关代开的发票，为了合规列支成本而接受劳务派遣公司开具的发票，且劳务公司均依法缴纳了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则用工单位既不具备虚开骗抵税款的主观故意，国家税款也未因此遭受损失，根据法研[2015]58号文件规定不构成虚开。其次，无论是虚开专票还是普票，均应明确其主观要件系具备骗取国家税款故意及结果要件造成国家税款损失。对于上述情形三为了偷逃个税而虚开发票的，其主观方面系逃避自身的纳税义务，而非骗取国家已收取的增值税税款，则更应追究其偷逃税的行政责任乃至逃税罪刑事责任。同时，在判断是否构成逃税罪时，也应对比开票方缴纳税款的金额与偷逃个税的金额，综合比对确定逃税的具体数额与比例。

三、灵活用工：劳务派遣的新出路，合规风险仍应重视

根据《劳动合同法》、《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等规定，劳务派遣用工只能在临时性（存续时间不超过6个月）、辅助性（费主营业务岗位）、替代性（原劳动者因脱产学习、休假等原因无法工作的替代）的工作岗位上使用，并且使用的被派遣劳动者数量不得超过用工单位订立劳动合同人数与接受派遣劳动者人数之和的10%。这些条件极大限制了用工单位对劳务派遣的使用。而随着社会发展变化，数字经济时代来临，灵活用工等新用工形式出现，使用工单位有更多选择，也进一步降低了用工成本。

当下灵活用工也存在多种类型，主要包括撮合型、参与服务型。撮合型即根据用工单位需求，匹配撮合工人与用工单位达成劳务关系，此类灵活用工平台记录工人工作成果，收取用工单位支付的劳务报酬并向工人结算，统一向税务机关申请代开发票、个税完税证明，或者具备代开资质的灵活用工平台代扣代缴工人个税，并向用工单位开具发票、个税完税证明。而服务参与型的灵活用工企业则更多类似于劳务外包，以其自身名义承包用工单位业务再组织工人完成，向用工单位开具发票。撮合型灵活用工平台是当下热门、受到政策鼓励支持的新业态，而服务参与型则是存在最多的情形。而无论何种形态，笔者认为其税务合规应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扮演好“见证者”角色，做好劳务过程及成果留痕。实践中笔者已遇到过用工单位自行组织人员套用灵活用工平台开展业务的案例，在劳务真实的情况下这种行为本身并不违法。而灵活用工平台规避风险则应充分发挥见证功能，对人员从事劳务的过程、成果进行记录，证明劳务业务的真实发生。

第二，严防死守“资金回流”，履行付款监督职责。前已述及，资金回流是虚开的重要表现及发掘线索，则在向人员支付劳务报酬时，灵活用工平台应核对人员是否与用工单位存在关联关系，核对收款账户是否与劳务人员严格对应。对于用工人员与用工单位存在关联关系的应进行核实，停止风险业务；对收款账户异常的应要求用工人员提供真实账户，不得代收。

第三，妥善保存各项业务材料，以备核查。业务真实性是业务合规的基础，而各项业务材料则是业务真实性的载体。妥善保存各项业务材料，实现所有业务的可追溯，有利于在风险产生时及时证明自身业务的合规性。